欢迎来到穷鬼乐园。这里混迹着骗子、小偷、酒蒙子、碰瓷选手,还有举着手机表演吃播的网红。不要被这些负面的形容词骗了。所谓的道德,在这里有另一套逻辑。你能看到大打出手的醉汉,用拳头或者酒瓶,冲突的原因或许只是某个人少买了一杯酒。你得当心别让他们“不小心”撞到你,不然你也会被卷入冲突——就算你是个好脾气的人,也至少要付出一杯酒的代价。如果你是个粗心大意的人,赶快摸摸裤兜吧,看自己的手机是不是已经在别人手里了。

这里的很多酒客从不担心明天,只关心现在,把兜里的钱喝光就是这一天的目标。没钱也没关系,有的人口袋空空,却能游刃有余地蹭吃蹭喝,从早到晚。当然,次数多了也有失手的时候,一位擅长让别人请客的老兄曾因喝酒时只进不出,被人一顿打。就在几个月前,打他的那位又因为抢劫被送进监狱。

在沈阳和平区阜新二街五叉路口,万顺啤酒屋紧邻着老北市场、沈阳北站。这里被一位vlog作者称为“下流社会的名利场”,类似的形容词还有“夜归人的深夜食堂,失意者的和平饭店”。

万顺啤酒屋

最初,我从沈阳作家郑执的演讲中了解到这个地方。2020年年底,我在这个保持着世纪初装修风格的酒馆里喝了半个月酒——在老板娘和一位光头服务员师傅的保护下。他们不止一次把我随便乱放的手机和电脑送回我手里,因为东西被偷并不是什么稀罕事。有一次一位酒客喝多了,甚至直接去柜台钱盒里抓钱,换来老板娘一顿拳打脚踢。每当我兴致勃勃,要加入老酒蒙子们的酒局时,光头师傅就随便找个理由把我拉到一边,告诫我,如果不想惹麻烦就离远点。在这里,打斗是经常发生的事,最严重的一次,被打的人栽倒在地,好久没动弹,地上的血让服务员们清理了一晚上。

这里充斥着秘密,却没人有兴趣回答。没有人知道那位来了十几年,永远只坐在门口一号桌的葛元为什么从没结过婚;也没有人知道华子多年前跑去加拿大的老婆何时能回来;更不会有人知道那位来沈阳三十年、现在捡垃圾为生的河南人什么时候能攒够回家的车票。酒馆里的人大口喝酒,大口抽烟,酒气和烟雾飘在天上,喝醉的人唱歌,或者身体扭动,不要问他们什么问题,他们没空理你。他们只知道穷鬼乐园里扎啤六块钱一杯,小菜六块钱一盘——这是涨价后的标准,两年前五块,二十年前三块,三十年前两块。这家店开了三十三年。

也不知道“穷鬼乐园”这个名号,最早是从谁口中传出的。这里的酒客,到附近市场里买上五毛钱咸菜,或者从兜里掏出一只鸡爪下酒,就能让他们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。有人自己带小菜来喝酒,又抹不开面子,只能去二楼找个隐蔽位置,以防被老板娘发觉。一位从小在附近长大,后来到南方工作的医生告诉我,他在这里见过最不寻常的下酒菜是一只猪蹄——猪蹄孤零零摆在桌上,酒客不动筷,只是情绪饱满地盯着它看。盯到几杯扎啤下肚,猪蹄揣回兜里,下次来喝酒,下酒菜还是它。

在穷鬼乐园喝酒,最重要的原则是,不要试图在这里打探别人。上班、下岗,成为酒蒙子,是一些老酒客们大致的人生脉络。他们不会对旁人的惊讶感到惊讶,在他们看来,诸如谁喝醉酒冻死在冰天雪地里、谁的老婆跟人跑了,或者家人得了癌症之类的故事简直不能被称为“故事”。“谁家没有啊。”他们说。在酒精的加持下,所有的故事都由碎片拼凑,还有什么好问的呢?如果你没见过那些泛黄的、浑浊的、被酒精浸泡出来的眼神,那么所有故事都毫无意义。

穷鬼乐园是“穷鬼”们最后的根据地——确实很难找到比这里更便宜的地方了。在这里,他们经常聊过去的人生,很多时候聊钱(“我有劳保!”或者“他没劳保”——劳保就是退休金,是人们区分阶级的重要标准),很少聊女人(“媳妇儿?跟我有关系吗?”)。更多时候,当舌头麻木到一定程度,肢体语言才是最高效的表达方式,人们喝到尽兴处,便摇起手,侧着头,表情纠结,半天憋出一句,“喝!”于是又喝了起来。有位得过脑溢血的醉汉,舌头本就不灵便,两杯酒下肚,就没人能听懂他说话了,但没关系,别人听不听懂无所谓,自说自话或者高歌一曲也能让他心情舒畅。

老板娘英姐

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,要执掌这样一家酒馆,必然得有个能镇场子的老板娘。如果你在万顺见到一个对谁都笑脸相迎的女人,那就是英姐;如果你见到的是一个能对酒客飚出“最脏的脏话”,有时甚至拳脚相加的女人,那也是英姐。英姐55岁,烫一头高高的暗红小卷,早年上学的时候练过长跑,看起来敦实且干练。只要她一进门,屋里的音量就得瞬间提高八度。虽然时常吵嘴,但醉汉们尊重英姐,有位“社会上混的大哥”就跟她说过,“北市场谁打我都不行,就你能打。”

英姐也把酒客们放在心里。之前有电视台的人给她出主意,别叫穷鬼乐园了,叫“逍遥宫”,她一听就乐了,“哎呀妈逍遥宫,就我们家这(顾客)敢进来吗你说?”

作家郑执曾问过英姐,有没有想过哪一天不开这家店了?“不开了这帮X还能去哪儿呢?”英姐说。后来,作家把这句话翻译成:“如果此地终将消亡,那么这些灵魂将何处安放”。

至于万顺啤酒屋被提升到文学高度这件事,英姐似乎并不能全然理解。但这并不影响越来越多人来到这里,人们发现这里果然是故事的集散地,文学家们的灵感之源,也就不自觉地成为故事的一部分。比如一位编剧称自己梦到过这里,因为第一次来就知道男厕所在二楼。一位爱好文学的房地产老板,把客户拉到这里谈几百万的生意,还谈成了。还有一些留着长发的、失恋的文艺青年,专门选在这里用刀片抹脖子。

“哎呀妈!那老长口子!”英姐更理解不了了。

发泄的人

穷鬼乐园里的潜规则之一是,新客不会坐在酒馆中间的位置——这是老酒蒙子们的专属座位。酒蒙子的生活里只有酒,你极少能见到他们清醒的时候,连英姐也不知道,这些人每天来万顺时已经喝过几顿。他们往往径直走到中间的座位坐下——啤酒屋呈现长条状,十几张单座依次排列在落地窗边,中间摆放两张大桌,设计地像一个椭圆形斗兽场。而大戏总在这片狭小的空间里上演。

英姐印象中,最严重的一次斗殴发生在二十多年前。当时一位酒客用酒馆里的公用电话,放话说自己哥哥是电话局局长,想要赖账。英姐还没说话,旁桌坐着的五六位酒客看不下去了,借着酒劲跟那位不给钱的客人吵吵起来,没三两句就开始动手。喝了酒的人下手没轻重,店里的桌子腿也被卸下来当棍使。“那家伙,桌子都飞起来了。”英姐说,店里的客人见状,纷纷跑路。旁桌几个人打完跑了,赖账的人眼睛肿着,脑袋“全都破了”,被救护车拉走。

穷鬼乐园里总是在打架。英姐告诉我,谁跟谁打不一定,理由很随机,包括但不限于走道碰到我了、买酒买少了、吐痰吐人身上了,又或者,不需要什么理由,就是要干。三年前,两位老酒客喝着喝着就打起来,打着打着开始用啤酒瓶招呼,空瓶比装酒的威力大,一棒子下去,碎玻璃飞溅。另一位也不含糊,从包里掏出一把刨根(羊角锤)就往对方头上招呼。被打的人登时倒在地上,英姐以为出人命了,差点没吓晕过去。后来,二位到派出所醒了一夜酒,接受了批评教育。等到下回遇上,俩人又搂着肩膀称兄道弟呢。

英姐说不清楚人们为什么要打架。作为一个八面玲珑的老板娘,不介入具体纠纷才是明智的,如果一定要找出个原因,那大概是“一种发泄”。英姐说,“(他们)也挺让人心疼。”她记得有一次,一位看起来挺年轻的小伙子独自来喝酒,喝着喝着就开始砸啤酒瓶,她赶忙上前询问,原来是小伙子被对象的父母嫌弃没钱,“想发泄发泄”。还有一对即将离婚的夫妇,选择这里做最后的战场,回忆往事并没能让他们对彼此手下留情,反倒借着酒精把多年的怨恨一股脑倾泻而出。

英姐将人们酒后的暴烈行为理解为发泄,或许是因为她有过一个酒鬼哥哥。她哥哥酗酒,下岗之后更厉害,家里永远备着一大箱啤酒(24瓶装)。他喝多了就闹,打老婆,一家人不得安宁。后来哥哥患上肝癌,人就没了。英姐打心底里不喜欢喝酒的人,她嫁给老公李延宏——也就是万顺啤酒屋的老板——最重要的原因是,他不喝酒、不抽烟,最大的爱好也就是玩玩手串。

万顺啤酒屋里喝酒的人

我去到万顺啤酒屋那天,沈阳下起今冬的第三场雪。酒馆里客人不少,大家扯着嗓子喝酒。中间的大桌,酒蒙子们聚在一处,坐着九哥、华子、老于等一干人。酒瓶散落满地,声量越来越大。按往常的经验,这种局面再发展下去就要动手。“他们呐,十次有八次(得打起来)!”此时,英姐无心它顾,一边上菜一边紧盯他们。突然,居中坐着的九哥放下酒杯,和身边酒友不知所云地对骂起来。只有一旁的华子,依然在晃晃悠悠地神游,他唱着没人能听懂的歌,眼睛半睁,像在跳没有节奏的广场舞。

华子是英姐几十年前没搬家时的老邻居,当年在国企当工人,小拇指被机器搅断一截。印象中,他并不是个一无是处的酒鬼,待人接物“还挺立整儿”。大约二十年前,华子下岗,老婆去加拿大打工,之后再也没回来过。前些年,英姐听说华子得了脑溢血,走路晃晃悠悠,说话也开始呜哩哇啦。

妻子离开之后,华子独自一人住在单位分的老房子里,或许是因为天天喝酒,女儿结婚后也跟他断了联系。后来,华子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,跟人干仗的时候越来越多。他身体不行,话也说不清楚,跟人起冲突主要是他被打,打不过别人就开始自残。有一次不知道因为什么,华子跟人吵起来,先是拼酒,喝白的。后来华子倒在地上,醉得站不起来,索性抄起啤酒瓶,砸成半截,拿碎玻璃划自己胳膊和脖子,血就往外飚。英姐赶紧给华子妹妹打电话,好说歹说“把他求走了”。

戏剧性的场景最终没有发生。凌晨12点半,九哥终于被身边的朋友拉出酒馆。他意犹未尽,一边拉上棉袄拉链一边骂,“酒都不让喝,这地方我再不会来。”

李延宏背着手悠悠然踱进柜台后方,“你不来,你不来我现在就去放鞭炮。”

逃避的人

人们会因为各种原因来到穷鬼乐园,高兴了、难过了、孤独了、忧伤了……或许这些形容词不太准确,能说出明确原因的都不是这里的常客。经常来喝酒的人将所有负面情绪视为懦弱,绝不在外人面前展露,亲近的人也不行。英姐见过太多这样的人。就拿华子来说,英姐极少见他清醒过,只有一次,还没喝多的时候,英姐跟他唠,问他在加拿大的老婆怎么样了。华子显然不愿聊这个话题,“挺好,也给我邮钱。”说完就转过脸,眼眶泛红,还没等眼泪掉下来,脸一抹,上厕所去了。

逢年过节的时候,英姐觉得华子尤其低落。有一年春节,华子自己过去喝酒,面前摆着两个酒杯。英姐就看见他“跟个人(自己)敬酒,跟个人说话”。英姐吓懵了,回过神就过去凶他:“你整神经病了还是咋的?!”华子也不言语,隔天再问他,“忘了。”

对于更多的人来说,当生活跌落谷底,逃避就成为最好的选项。谢伟60岁,长一张长脸,酒糟鼻,胡子凌乱,走起路来像条松了劲儿的弹簧。他随身提一个大购物袋,里面装着一只黑色女士背包,烟叶、烟纸和不知从哪里搞来的罐装啤酒,经常在万顺一喝就是一天,在英姐和光头大叔看来,谢伟是典型的“喝死拉倒”那种人。有一天,谢伟主动叫我过去,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

他原先在一座叫“十二线”的菜市场工作,负责给人幺秤。在他的讲述中,“十二线”没人不知道他的名号,只要他看谁不顺眼,上去就是一“电炮”(拳头)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,收敛起了脾气,见到他那天,他摇晃着身子去前台买酒,英姐见他喝多了,不卖给他。他赖着不走,死活要喝,一边的光头师傅眼一瞪,冲他骂道:“还喝!喝你个X啊喝!”光头师傅五十多岁,穿一件印着狼头的黑色卫衣,不苟言笑。他两年前成为这里的服务员,见过太多酒蒙子,习惯用强硬的方式应对。另一边,谢伟嘿嘿嘿笑起来,一点都不尴尬。

即便跟谢伟喝了两顿酒,且成了他口中的“兄弟”,但我得承认我无法理解他。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的。六年前,因为找老丈人拿户口本取钱时,对方不配合,他一怒之下把老丈人打伤住院,被老婆赶出家门——这或许只是事实的一部分,过一会儿他又告诉我,是他自己想走的——我只能将其理解成自我放逐。他明白自己的德行,自从2003年下岗,他什么也没干,想开烟酒铺,但买断工龄的两万多块钱根本不够。干别的,又没那个能耐。他只能沿着铁路捡垃圾,捡的时候还要避开“十二线”的老同事,毕竟自己是个“有头有脸”的人物。

他流浪了半年,住过寺庙,也住过桥洞。说不想家是骗人。那年冬天,他喝完酒回到自己家的单元楼,却始终没进家门。几小时后,他因纵火被捕入狱。关于纵火这件事,谢伟的说法是这样的:那时候正是冬天,冻得他熬不住,想点支烟取暖,于是烟纸点燃了堆放在楼道里的画报,画报又点燃了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总之,当邻居报警,警察来到现场时,他已经是证据确凿的纵火犯了。“进去三年。”他举起三根手指,看起来像是在讲一个陌生人的故事。

自我放逐不是一瞬间的事,它往往与痛苦相伴,但只要每次跌落的时候不动弹,就会发觉生活无论如何也能过下去。出狱后,谢伟没再找过老婆和女儿,想是想,但没用。也不知道是有意无意,他把自己的手机砸了,像是要跟所有人划清界限。他住在姐姐每月花500块给他租的房子里,依然捡垃圾,塑料瓶子什么的,积少成多,每天换个三十二十,“是顿酒钱”。

李先生

没有比遗忘更有效的逃避方式。人们回忆往事时,总是将过往的精彩瞬间慢放,那些漫长的、没有收入的日子则一笔带过。比如李先生——他让我称呼他为“李先生”——无论如何也记不起,自己下岗之后的日子到底是怎么过下去的。“还能怎么过啊?”他擅长用反问回答问题。

我见到李先生那天,他刚从八一公园闲逛回来。他穿一件藏青色棉外套,头戴一顶黑色毡帽,耳暖耷拉在两侧。2000年从毛纺厂下岗之后,他的生活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坠落,吃穿用度全得靠老婆——老婆在饭店当服务员,一个月四百块钱,但一份隐形福利是,可以把客人的剩菜剩饭带回家吃。

其间不是没有挣扎过,他给私人打过十天工,觉得不正规,不干了;后来在街边给人修自行车,遇上城管,被没收了“作案工具”。他没办法解释清楚,这十几年自己在做什么,事实上,他什么也没做。在他看来这不是什么事儿,不值得骄傲,也不值得贬低。唯一重要的是,能在漫长的、等待60岁到来的日子里喝点小酒,知足。

来万顺喝酒二十多年,他从不乐意跟别人拼桌。他是那种一辈子没惹过事儿的本分老头,谨慎又小气。过去的几十年里,他深谙如何用最低成本换回快乐,他买两块五一斤的散装白酒喝,下酒菜是北市场里卖五毛钱的咸菜。

后来,他听说卖咸菜的死了,这让他有些忧伤。再来万顺,只能请求老板娘卖他一块钱花生米。情况改变是在六年前的12月,他第一次收到退休金——对于万顺的醉汉们来说,拿到退休金是仅次于下岗的重大人生转折。他把存折拿回家交给老婆之后,立马跑到万顺,点了两瓶“闷倒驴”(11.5度的雪花啤酒)、一整盘小菜,心里美得不行。他看着电视新闻里的大人物,“XXX那么大年纪了,天天还这么忙,也不一定有我高兴。”他说。

喝到酒的一百种方法

来万顺啤酒屋的人都懂规矩:先交钱,后喝酒。这源于英姐长久以来的经验——意外总会发生。或许是一场架吓跑了所有客人,或许是没钱的酒鬼偷偷溜走。事实上,为了能喝上一口酒,酒蒙子们能想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办法。借钱的、赊账的,耍赖的、碰瓷的,应有尽有,只要能弄到钱,能喝一顿是一顿。

即便事先已经做好心理准备,但当我真正去了万顺啤酒屋,并和一些以喝酒为业的人搭上话,我还是轻易地被他们戏弄了。我遇到一位自称“蔬菜公司老板”的人。他看起来并不像一般的酒蒙子那么萎靡,反倒挺有精神,留一头板寸,鬓边有些白发。那天下午,他正和谢伟面对面坐着喝酒,谈话的声调很高,但完全听不清在说什么。我主动找他搭话。他摇摇手,脸上挂着轻蔑的微笑。幸好,同桌的谢伟搂住我,猛吐一口酒气对他说,“这是我兄弟!”“蔬菜老板”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,头往前凑了凑,开始了他的讲述:

“万顺啤酒屋,我跟你说,这里面黑着呢!这(个地方)就是1920年的上海,百乐门知道吗?上海我几十年前就去过,南方,我都去过,那时候倒腾假币(他捻了捻手指,压低声音),知道吗兄弟?我比你大,但我叫你一声兄弟。”就像这里所有的酒客一样,他起了个高调,而后适时地表达自己的真诚。

“你想听这儿的故事对吧?太黑(他轻轻摇了摇头),就像他(偷偷瞟一眼正在收拾碗筷的光头服务员),狠角色……知道吗兄弟?我比你大,应该是你父亲,但我叫你一声兄弟。你问我怎么黑?嗨!我一看你,不行,我在这儿好好喝酒,那我怎么能告诉你呢?我图什么呢?”他突然拍着桌子激动起来。

见我愣着不知该怎么接话,谢伟拍了拍我,“他意思是让你给他买杯酒,买包烟。”“蔬菜老板”满意地笑了笑。后面的故事不难预料,在我老实奉上烟酒,并听他声情并茂讲述了自己是个多么实在的人(比如卖菜从不缺斤短两),他揣起烟,留下一句“你不行”,走了。

大多数情况下,他们并无恶意。但是为了喝到酒,他们的表演会很丰富。在光头师傅看来,这是一种本事,“他从今天上午坐在那儿,一分钱没花,喝到现在。”柜台上方的时针已经指向下午四点。

后来,英姐告诉我,这位自称“蔬菜老板”的人,实际就是酒蒙子一个,经常能空手套白狼,不花钱也能喝酒。“看见哪个敞亮人来了,坐桌上就开始跟人唠,唠完之后人家买酒,”英姐说,但次数多了,总会露馅。有一次,他跟一帮社会上的人喝酒,一桌人买酒买菜,就他不掏钱,对方脾气上来,抓着他打了一顿。

有时候,故意引起冲突也是换酒钱的方法之一。在酒馆里喝到东倒西歪,往别人身上撞,摔倒了,手机掉了,都是赖钱的理由。怎么办呢?遇上好说话的,给个十块八块,或者给你买杯酒,就过去了。遇上不好说话的,两边立马就要干仗,就又得英姐出面调解。

靠嘴皮子功夫换酒喝,只是初级操作。英姐的丈夫、酒馆老板李延宏告诉我,这里的另一个潜规则是,想喝酒的人都往那些“有能耐”的人身边靠。

九哥就是“有能耐”的人之一。据英姐讲,九哥是附近的“地头蛇”,主业是给人拉货,副业是搞点小偷小摸。有时候手头紧了,两项业务也能放在一起办。有一次英姐刚开门,九哥就开辆面包车过来了,门一打开,整车的卫生纸。问她要不要,便宜卖,英姐让他赶紧滚犊子。

九哥看起来是个狠角色,一言不合就黑下脸。老板李延宏觉得,这是混江湖的有效技能之一。“先在气势上压住别人”,旁人自然敬他怕他讨好他。但在英姐看来,九哥的豪横也仅限于万顺啤酒屋了,别看他总像是要随时暴起,但实际上呢?“遇上比他强的,他能给人跪下来那种。”

维护往日尊严的人

总得来说,万顺啤酒屋是个阶级平等的地方。酒客们对“穷鬼乐园”这样的称呼并不想发表什么意见。“跟我有什么关系呢?”他们说。人们共处一室,互不打扰(当然是没喝多的时候),喝到尽兴处就拼成一桌,招呼老板娘再来一打。事实上,每个人都觉得他们应该是平等的。二十年前或者更遥远的时代,他们上一样的班,拿一样的三十八块六毛钱工资,下班后去一样的舞厅。他们更愿意讲过去的事,说起自己的父辈时眼神都会变亮,“八级钳工,工资99,比厂长拿得都高!”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酒客葛元情绪激动。

他们的身份认同和上个时代紧密连接,每个人介绍自己时的第一句话总是,“我是XX厂的”。当然,这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,久到他们提到的一些工厂早已消失。但对尊严和体面的维护,成为生活中为数不多的执念。

葛元59岁,永远坐在酒馆门口的一号桌。他从来都是自己一个人,穿着沈阳铁建的深蓝色工服默默喝酒,吃黄豆。葛元平时帮人看仓库,收入不多,大部分交给姐姐存着,余下来的钱全都花在喝酒上。即便如此,他从不会接过别人递给他的烟酒,“我不配。”他说,然后转头抽起自己7块钱一包的黄果树。

作为八级钳工的儿子,年轻时代的葛元过着相对充裕的生活。十几年前,他下岗,父亲去世,万顺啤酒屋就成了他每天必来的地方。这里的老客们都知道,葛元直到现在也没结婚,但没人清楚原因。英姐热心,寻思着给他介绍一个。聊天中谈起来,葛元只是摆摆手,“不唠。”话题就被终结了。

葛元

在穷鬼乐园里,人们的故事有真有假,但大致脉络一定是高开低走,有人到达过顶点,然后跌落,再然后以强硬的态度面对这种跌落——他们试图维护旧日的时光,方式是永远按照同一种逻辑做事。

我去啤酒屋的第二天晚上,张军出现了——他是穷鬼乐园里最体面的人。他身材矮胖,披一件黑色呢子风衣,踩着锃亮的黑色圆头皮鞋,里面是整套银灰色西服。推开门,风衣一甩,红蓝相间的领带也被规规矩矩解下来,放在柜台后的桌子上。

一坐下来,张军就滔滔不绝。他是这里少有的说话讲逻辑的人。他会告诉你他下乡当过知青(“1410天!”),他想当兵没当上(“因为扁平足”)。后来因为个人奋斗和历史的进程,他三十岁就当上国企的科级干部(“我管28号人”)——这段经历会在他每次喝多后重复提起,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。从那时起,他每天出门都要穿西装打领带,夏天还要穿件白净的小汗衫。“特干净特立整儿!”英姐评价。像酒馆里的大多数人一样,十几年前,张军成了下岗工人,没日没夜喝酒打麻将,但这身西装再也脱不掉了。

即便是最痛苦的时候,张军依然在人前保持着体面。八年前,他母亲去世,妻子查出乳腺癌,他崩溃欲绝,自己闷在家里,眼泪哗啦啦地流。他不让旁人看见,更不会让妻子看见,哭过了一抹脸,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也正是在那段时间,他一有空就来万顺啤酒屋喝酒,也不呼朋引伴了,就自己坐着。英姐听说他家出事了,安慰他,张军就默默听着,不时应几声。大概就是从那时起,他觉得万顺成了自己第二个家。

在穷鬼乐园,人们维护自尊的方式有很多种,并不是每种都像张军的西装那样显眼。对于偶尔过来的李海洋来说,他的方式是,永远不会一个人喝酒。

事情是这样的,有一次他独自出去喝酒,点了一碗冷面,一条明太鱼,一碟干豆腐,配上两瓶啤酒。喝着喝着,邻桌几个人过来挑衅他,“一个人喝酒?就混成这样?”他一瞅,是当年的几个小弟,现在跟着韩国人混,有点钱。他压住怒火,吨吨吨几口把酒喝完,酒瓶子“咣”一声摔在地上,“我见过钱!X!”从此之后,他再没一个人喝过酒。

在李海洋的讲述中,他的人生曾到达过高点,又重重跌落,对于这前后的反差尤其敏感。他曾是那个混乱无序又生机勃勃的年代里的弄潮儿,是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成功者的标准模板:出身体校,给人当过保镖,“进去过”,之后出来干生意。他曾是被人簇拥着的大哥。据他说,自己巅峰时期手下有五六十号小弟,“沈阳(有头有脸)的老人儿里认识我的不少。”

二十多年前,他迷上了酒精和赌博,赔进去的钱自己都数不清。在他讲述的版本中,落魄之后,他去过其它省份,也去过韩国,唯一的工作是给别人“看场子”。“那时候都给配这个。”他举起左手,比了个“八”。

没人知道这些话里真实的成分有多少。六年前,母亲突然患上脑血栓和肝脓肿,他回到沈阳。他召集了当年所有兄弟吃饭,一句话,“以后社会上的事就不要找我了。”意思是,他主动切断了几乎所有社会关系。他要一心一意照顾母亲。李海洋已经52岁,平时养花养鱼,一天给母亲做三顿饭,属于他的年月终究是过去了。

英姐

英姐原名叫王凤英,二十五年前,她所在的运输二公司下岗分流,就把她从单位推到了外面的世界。那时万顺啤酒屋已经开张,老板是李延宏的姐姐,人称“北厂二姐”,夫妻两人跟着二姐一道干。后来二姐年龄大了,英姐和李延宏就接管了啤酒屋。这不是个好干的生意,早年间沈阳干这行的二百多家,现在只剩下两三家。万顺刚开店的时候,附近的地痞从家里拿来脸盆,到店里拧开酒桶硬接,说不听,“能咋地?”

李延宏原来当过木匠,脑袋上窄下宽,一身死劲,遇见得寸进尺的也不含糊,一电炮砸下去,脸上就绽出几条血口子。英姐心里有数,在这里做生意,讲究的是软硬兼施,点到为止。别看她发了火也会拳脚相加,只有一点,“决不能打脸”。毕竟她是做生意的,不能吃亏,也不能真给人打急眼(发火)了。打完给人上杯酒,笑眯眯说几句软话,这是开店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智慧。

英姐不是没想过撒手不干。几乎每一天,她都要面对啤酒、烟灰和浓痰混合而成的肮脏地面,呜哩哇啦的喧哗声和时不时爆发的冲突,就连之前的民警都跟英姐抱怨过,“一接到你们电话就头疼。”有时候,酒客把人打伤了,赔钱,兜比脸还干净,又腆着脸找英姐借钱。但与酒客们相处时间久了,互相之间自然有些感情,有些老客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包狗肉,也要给她尝尝。大年三十,街面上一片漆黑的时候,她依然要开店,并更加频繁地问候每位酒客,给大家一点温暖。

就像那些度过了辉煌年月的酒客们一样,所有人都发现,万顺啤酒屋远没有当年的火爆了。那栋三层小楼如今只开放两层,顶楼租给了一家会计公司。酒馆附近的舞厅拆除,改成了一片仿古建筑,每年也就庙会的时候能聚点人气。

穷鬼乐园里也不是只有穷鬼了。大概六年前,一个叫郑执的沈阳作家来到这里,他称这里为“精神的废墟”——这是万顺啤酒屋自诞生以来第一次和文学扯上关系。老板娘英姐很开心,把郑执和呼兰(另一位曾来观察生活的创作者)的照片挂在高处显眼的地方。英姐记得,郑执刚来的时候,总是坐在酒馆中间的位置,点四瓶啤酒,一桌菜。他显然不属于穷鬼乐园里的那种人,但英姐也不知道这人什么来头。有一次,一位老酒客喝多了闹事,英姐对酒客一顿打骂,郑执看着,一边喝酒一边大笑。英姐还记得郑执的父亲,当年也常来万顺喝酒,总坐在靠窗的位置,他经常向酒友们夸自己儿子多厉害,考上了香港的大学之类的。

常有热爱文学的青年,不远千里来寻找郑执,上来就问“郑执什么时候来”,英姐答不上,他就每天来酒馆喝酒,喝了一个多星期没见到人就走了。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,万顺成了沈阳的网红打卡地之一,一些vlog博主来这里记录生活,模特们来这里拍时尚硬照。于是酒客们也就被分成“观看者”与“被观看者”,二者最重要的区别是,在这儿喝了几十年酒的老酒蒙子们从来没发现墙上还有照片儿。

我在这里遇到一位业余vlog作者刘大为。他承认,自己最初来这里拍vlog的目的只是猎奇。但来了之后,却发现这里的酒徒才是真正的大隐隐于市,每个人都背负着宿命的十字架,被无形的枷锁困在岁月之中。于是觉得,他们只是喝醉了的正常人。

并不是所有人生都需要意义,穷鬼乐园里的人生尤其不需要。下岗了,没钱吃饭了,老婆跑了,脑溢血了,又能如何呢?在万顺啤酒屋,总有更苦难的存在。但只要你来,别的不说,一杯扎啤还是六块钱。

现在,陪伴这些老酒客,成了英姐生活的一部分。2020年疫情期间,几位在这喝了几十年的老客都走了,没什么特殊的原因,就是在家闲着没事,喝死了。英姐记得其中一位叫“螃蟹王”,来喝酒总要点十只螃蟹。疫情之后一直没见他,一问其他酒客才知道,人早就没了。说起来让人难过,平时不觉得,但突然就不来了,她心里空落落的。还有位老客人,八十多岁,得了脑溢血之后,什么事都不记得了,不认人,更不认路。只有一次,家里人没看住,这位老先生独自一人从铁西区走到万顺啤酒屋,就为了喝杯扎啤。他的记忆留在了这里。